“我們必須殺出一條血路?！?/p>

這是長安汽車董事長朱華榮，在7月14日三季度全球高職級人員暨職工代表大會上的一句話。語氣平靜，言辭克制，卻在行業(yè)內外引發(fā)強烈關注。

這句話之所以引發(fā)強烈共鳴，一方面在于“殺出一條血路”本身就承載著改革開放時期的壯闊記憶，具有天然的沖擊力與象征意義；更重要的是，它出現(xiàn)在長安正處于重大身份躍遷與系統(tǒng)性重構的關鍵轉折點上，成為一次時代呼應下的主動宣言。

一個多月前，汽車行業(yè)的央企重組方案正式落地。兵裝集團的汽車業(yè)務（含長安汽車在內的7家上市公司）完成整體剝離，組建“新央企”。對長安而言，這既是一次歷史性的托舉，也是一次戰(zhàn)略性的重塑。

“新央企”的身份，意味著長安不能僅滿足于做一個傳統(tǒng)的整車制造企業(yè)，而必須向具有戰(zhàn)略帶動力和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型制造集團轉型。從產品邏輯邁向平臺邏輯，從市場競爭走向價值重構，這是一次重構型的轉型——充滿機遇，也充滿挑戰(zhàn)。

在這一歷史關口，長安如何重塑定位、如何回應時代變局、如何謀定前行路徑，早已成為行業(yè)內外的關注焦點。

說到底，“新央企”這場變革，是一次難得的戰(zhàn)略托舉，也是一場不容試錯的嚴峻考驗。順勢而上，長安有望打開新格局；稍有遲疑，便可能錯失窗口、虛擲紅利。

朱華榮喊出“殺出一條血路”，正是對這一局勢的清醒判斷——雖然保住了獨立陣地，避免了和其它汽車央企合并的結局，進入新央企序列，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松一口氣。相反，真正的較量才剛剛開始，遠沒有到可以松口氣、歇歇腳的時候。這既是對路徑依賴的果斷告別，也是對組織惰性的深度敲打。

當然，這不是長安第一次面對歷史關口。

從1938年兵工廠西遷重慶，到1984年微型汽車下線，再到近年提出“香格里拉”“北斗天樞”“海納百川”三大戰(zhàn)略，長安幾乎每一次重要躍遷，都發(fā)生在產業(yè)裂變、格局重塑的關鍵時點。

但這一次，更為復雜。

當前，汽車行業(yè)早已不是線性成長的賽道，而是一場底層邏輯被重寫的結構性變革。新能源正在從創(chuàng)新紅利轉向內卷困局，智能化尚未落地便已資本化，技術、資本、用戶三大周期交錯疊加，時間窗口以季度為單位快速縮小。

在這樣的產業(yè)節(jié)奏下，沒有等等看，沒有歇歇腳，只能以只爭朝夕的時代責任感不停沖鋒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。殺出一條血路，正是要以改革闖關的精神，爭取下一個格局中的主位。

從實踐層面看，長安不是沒有準備。

《創(chuàng)新創(chuàng)業(yè)計劃9.0》明確新能源、智能化、全球化三大主攻方向；海外布局方面，泰國、老撾、埃及工廠相繼落地，歐洲整車出口全面鋪開；核心技術方面，“金鐘罩2.0”電池、衛(wèi)星通信樣機、智駕大模型相繼進入測試階段；制造端，“超級三電維修中心”“全球五大備件中心”相繼搭建，智能網聯(lián)產能擴容至24萬輛/年。

這是一次以體系重構為底色的戰(zhàn)略布局，也是一種典型的“長安式回應”。

新央企的意義，不只是參與市場競爭，更是在關鍵節(jié)點起到“打頭陣、立標桿”的作用，否則就沒有必要進行這場改革。

這意味著，長安不能僅在市場中求生存，更要在生態(tài)中建體系；不能只是跟跑、并跑，更要在技術、品牌、體驗上走出一條具有結構性差異的路——一條既不同于造車新勢力，也不同于科技巨頭，而屬于自己的新路徑。

這是一場對長期主義的較真，也是一場對系統(tǒng)能力的正名。

今天，長安喊出“殺出一條血路”的誓言為改革凝聚力量；明天，能否真正為央企智能制造闖出一條新路，不只是自身發(fā)展的命題，更是央企面對新能源轉型的一個注腳。

這條新路，值得整個行業(yè)拭目以待。